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，“内循环”这个词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。

什么是内循环呢？它其实是相对于“外循环”而言的。

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一件最终的消费品，从原材料的挖掘、提炼到中间商品，然后到最终人们可以在衣食住行中消费，往往都需要经过一系列长长的产业链的打磨。而消费完之后，人们得到了新的补充，就可以进行下一轮的生产；如此周而复始，就可以称之为完成了一次循环。

所谓内循环，就是整条产业链，包括消费端都在国境线之内。

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4亿国民，打造出从头到尾全部立足国内的全产业链也无不可。但是内、外循环的区别，不仅仅在于规模，对于一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产业结构调整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一个14亿人口国家的内循环，和14个一亿人口国家的外循环有本质的不同。

其区别就在于，国境线内外的人们，并不拥有同样的目标。科技无国界，但是产业结构、竞争环境和公共支出有国界。

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。

1、一个故事

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和B。

假定这两个国家什么都一样，是完全对等的。

现在A国突然出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天才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，一天可以解决几十个世界级的难题。显然，这个人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金贵，价值非常高。

那么，围绕着这个人的科研和技术团队，因为有了主心骨的存在，也会变得更加有价值——毕竟给天才打下手，也是节省了天才的时间。久而久之，就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因为加入这个团队，而获得了更高的报酬。

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继续推而广之，既然同样是科研团队，A国的团队有了天才的存在，创造的价值增加了，那么为团队中的每个人服务的其他行业的人员，其实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，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。于是A国人就会更愿意去追逐这些高收入的工作，因为人的数量是有限的，必然就会造成愿意从事其他相对价值比较低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。

但是有很多低价值的工作就是需要人来做的。怎么办呢？

这些低附加值的工作，就会外包给B国。而有一部分无法外包的服务业，比如水管工、快递员等等，因为其服务的客户总体来说能够创造的收益比B国更高，于是也能够获得一部分来自于本国这位天才“溢出”的价值。

最终，本来没有收入差距的A和B两个国家，就因为A国这个天才的出现，出现了即便同样是水管工，同样是快递员，A国的收入比B国的更高、更富有的局面。

如果现在因为某些原因，A、B两国转入内循环，会有什么局面呢？

损失是相互的。对于A国而言，原本可以转去B的产业无人接手，这意味着A国只能进行国内分工，必然会有相当一批A国居民不得不继续从事这些处于产业链下游和可替代性较强的工作，所以A国的平均收入降低了，这是A国的损失；同样的道理，B国居民也无法接到A国所“溢出”的工作，这也是B的损失。

简而言之，之前是A和B共同做一块大饼，现在是A和B分别各做一块小饼，两块加起来还没有之前的那一块大。

2、产业结构的启示

上面这个故事可能不太现实，因为现代科学体系之庞大，已经很难出现如此惊世绝伦的天才了。但是如果把上面这个“惊世骇俗的天才”换成优势产业和优势科研领域，故事就没有那么神奇了，但是更贴近现实了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很多人感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者的薪水高——都是做一样的体力活，连修水管的收入也能差五、六倍。这多出来的溢价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就来自于两点：

1. 国内高水平的产业升级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的溢出效应；

2. 国界限制了其他国家国民的进入，也成为了这种溢出效应的护城河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 “世界工厂”是一个阶段而不是目的。英国、德国、美国和日本都曾经是世界工厂，但它们不断把自己低附加值的产业往外送。

因为国界的存在，不同国家国民之间享受到的福利和待遇有了很大的区别，而每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要优先提高的，也是本国国民的福利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提高，就是来源于上面说的产业升级的溢出效应。

而随着优势产业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的吸收，低附加值的产业会越来越多地被挤到外国，从而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“外”循环。

这本身是一个产业调整的过程，就像蓝鲸吸水一样，通过不断地吞吐，把精华 ——也就是附加值高的产业留在本国，而把其他的因为劳动力短缺、附加值低的产业推向离岸市场。

那么中国到底是上面故事中的A国还是B国呢？其实兼而有之。

如果把中国当作A国，也就是有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外输送的国家，那么在输出受阻之后，就会朝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，比如说中西部区域转移。

从成本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中西部不是企业的第一选择，而是因为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应变策略，那么这意味着企业成本的提高，而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运营门槛和兼并可能性的增加，这从产业层面来说，就会带来行业局部垄断的可能性，而这可能会对竞争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外向而粗犷的。因为海外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中国本土的劳动力优势，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怎么挖掘潜力，就可以从海外大量获利。

这当然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，但是这也导致了对内需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忽视。通过将一部分原计划迁到东南亚的工厂和设备投入到中西部，可以增加中西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，进而增加企业的动机去深耕当地的市场。

所以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说，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企业效率，但是让区域的发展更加均衡，中长期来看，未必是一件坏事。

在区域经济学里面，有一个理论叫做“资源的诅咒”。

比如说当一个地方的食物随便就能从树上采集到的话，人们往往就懒得去精耕细作了。 这一点在贸易上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之前外贸的利润太丰厚，所以很多提高效率，细分国内市场方面的工作就被忽视了。像有很多小城市的好产品，因此得不到机会走出去；而很多国外品牌却因为固有的印象，挤占了质量相当甚至更好的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内循环，会让一部分有潜力而没有机会的国内企业成长起来，也会倒逼很多企业开始深耕国内的市场，从而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。

而如果把中国当作B国，也就是承接其他国家高附加值业务的制造端——这也是“世界工厂”称号的最初来源。

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外包，往往也伴随着技术的交流和扩散。很多沿海的小企业，在过去的几十年内，也都是受益于这种扩散。如果这种交流和扩散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了，那么对于中国自己的产业升级速度，显然会产生影响。并且企业的研发成本将不得不应激性提升，来解决更多生产中的问题。

从积极的方面说，这也可能会倒逼中国自主产权的研发，企业将不得不增加研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，以尽快补齐产业链中的缺口环节，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。

所以，在中国既是A国又是B国的情况下，需要权衡内循环引发的经济冲击：一方面是更有利于市场的精耕细作和刺激研发；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成本的增加和进入门槛的提高，以及因此带来的市场集中和对小微企业的压力。

而小微企业的活跃度往往决定着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市场，所以，普遍提高国民收入，不拉大贫富差距，是内循环直接面临的问题。

3、结语

从长期来看，全球化依然是趋势。 70亿人口世界级市场互通有无所产生的巨大收益，超过所有国家内循环的总和，这也是商业本身的意义所在。

所以，内循环诚然是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应变之举，但也不妨看作是一个契机，来整顿过去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粗犷之风，更好地打造企业的“内功”。

等到一切再次好转之后，中国就可以带着更规范化的市场和企业，继续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和升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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